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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隶属于茶文化，既具备民俗文化之特征，又推动茶俗文化的发展
陆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百科著作《茶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茶圣”。很自然，中国的茶水业称他为“茶神”（各个行业均有推崇的代表人物，古已有之)，但在地大物博的中国，“茶神”绝非独此一家。云南把诸葛亮尊为茶神，元代武夷山尊的是杨太白君，宜兴在陆羽之前尊一位叫潘三的为茶神，长兴罗芥则拜柳宿，如此等等。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多神崇拜，从佛教到道教的上神，乃至各地的地方神，甚至家族的下神先祖，都成为一般民众的膜拜对象。因此，在覆盖面极广的茶俗文化中，“茶神”的多样化就不足为奇了。而邻国日本的茶道，除了敬奉陆羽之外，也将复兴该国饮茶风俗的荣西禅师奉为“茶祖”，它所著的《吃茶养生记》是日本第一本论述饮茶之道的书。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风俗各异，却不约而同的渗透着茶的踪影，这可说明茶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已相当深远，而在最重要风俗之一的婚礼中，茶的出现更具有代表意义。例如，居住在苍山脚下的白族同胞，从订婚到结婚这段时间，他们都必须以茶代礼。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对前来闹洞房的亲朋好友，新郎新娘都得一一敬上三道茶：第一道称“苦茶”，是将茶叶放入烤热的砂罐中，待烤至茶叶色泽由绿转黄，且发出焦香时，注入烧沸的开水，随即取浓茶汤饮用，此茶虽香，味却苦涩，称作“苦茶”；第二道是“甜茶”，由核桃仁、红糖加茶水冲泡而成：第三道叫“回味茶”，茶水中加蜜糖和花椒调制而成。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寓意着一对新人从此将共尝生活的甘苦，品味人生。三道茶献过后，才可以可闹房，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步骤。
无疑，禅茶是茶文化中的独特一支，它的民俗文化属性，自然离不开符号迁移、物化象征、复合隐喻、角色心理这一系列基本性质，以及物质载体、仪式和文化心理特征等基本要素，（这将在本论文的第二三章展开详述）。更重要的是，禅茶文化自产生之初，便开始加入塑造我国民间饮茶习俗的源流之中。具体的表现有两大方面：
中国佛教最先推行的禅定大都是如来禅，如来禅是坐禅，讲究安般守意的息法息道，需要静虑专注，心一境性。而茶在中医里具有“降火、提神、消食、解毒、不发”等特性，其功用正好有助于摄心入定。坐禅用茶的最早记载，见于《晋书.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坐禅，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这里的茶苏是指掺入了某些调味品的茶饮料，僧人坐禅修定，过了午后就不再吃饭，但可以饮茶。
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是最直接的讲述由僧人坐禅饮茶助修带动民间仿效的饮茶风俗的文本。饮茶在唐代前已不罕见，若断定这一风俗由佛门引起，显得武断而无理，只能说由于佛教在唐宋的兴盛，而大大推动了饮茶之风。
茶的特殊功效，使之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茶俗传播活动中，包含了行为、物象和语言符号。随着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逐渐介入民众的生活中，在许多风俗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祈福、丧葬、礼佛等重要时刻，佛门饮茶之风也加速了民间茶文化的普及。并且，禅林中饮茶的诸多礼仪（详见于《百丈清规》及《禅苑清规》等文献），也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了民间，诸如茶会茶宴、喝茶时的行为举止与禁忌，逐步发展出的茶艺等等。对民间而言，随着历史的沿革，附着在饮茶上的神秘意义早已不存，取而代之的是茶饮料本身对感官带来的享受，以及在生活中起到的润滑人际关系的作用。
佛门胜地多在名山，拥有得天独厚的湿度和土壤，从茶祖吴理真起，许多寺院深谙制茶之道，对茶叶技术的推动功不可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由洞庭山水月院僧人制得：武夷岩茶，武夷寺禅僧制作最为得法；唐代荆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边生产一种野茶，经玉宗寺真公和尚加以焙制，使之“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李白曾对此茶赞不绝口，称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
因此，禅茶本身隶属于茶文化一支，即具备民俗文化之特征，又在另一方面推动茶俗文化的发展，形成广泛的饮茶之风。这些都是本文将禅茶列入民俗文化研究范畴的依据，而且也从民俗文化角度对禅茶内涵进行框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