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类一直戴着有色眼镜以本民族文化为凭据审视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民族会赋予相似事物以不同内涵，最典型的例子就要数东方神龙和西方恶龙的天壤之别，同是神话之物，一个是神圣象征，另一个则成了祸患的代表。然而尽管文化之间的矛盾时常存在，却并不意味着处处是“非黑即白”的完全对抗，有时也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惊人一致，比如对“黑色”的理解。
色彩斑斓的世界之中，黑色算是特殊的一类，被人为添加了许多象征意义，既是人们在隆重、肃穆场合的习惯着装色，也充斥着神秘甚至恐怖的理解。就像“黑猫、黑狗”，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体毛颜色却被打上了“灵异”的标签，“黑猫”在西方社会曾一度被认为是巫婆的化身，视为不祥之兆，而“黑狗”的血液则是东方文化里驱邪的重要道具。
谈起乌鸦，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认为是“不吉利”的。在西方社会的荧幕或文字中，乌鸦常出现在恶魔或吸血鬼的身旁，虽说只是个“配饰”，却总无形中加重了阴森恐怖的气氛。至于文化底蕴深厚的我国，似乎一辈辈传下来的更鲜有关于乌鸦的“好话”，例如无计其数的民间歇后语中，乌鸦唱山歌——不堪入耳、乌鸦一字飞——一溜黑货、乌鸦当头过——非灾即祸……总之在过去那个“讲究”的时代，乌鸦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地位可能还比不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害”。
报丧是乌鸦挨嫌弃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并不是它们未卜先知，而在于乌鸦拥有着敏锐嗅觉，可以闻到我们闻不到的微弱腐烂气味。过去居住的都是平房大院，乌鸦很容易被味道吸引而来，成群盘踞在房顶，毕竟在它们眼中，刚去世或将死之人与荒郊野岭的动物尸体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但亲朋好友的逝世对于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悲伤之余听到房顶阵阵哇哇乱叫难免怒从心中起，少了“眼力”的乌鸦自然不会留下好印象。
话说回来，虽然乌鸦被人为贴上“不吉”标签，但并非一开始就是晦气的象征，至少在我国唐代之前，乌鸦在文化中的地位并不低甚至可以达到奉为“神鸟”的层次，而且与后来的“报丧”恰好相反，当时乌鸦是“报喜鸟”。
不仅如此，作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与特色，其中满族视乌鸦为保护神和喜神，一直流传着“乌鸦救祖（清太祖）”的传说故事。清太宗在沈阳故宫设立了索伦杆，又叫索摩杆，语意“神杆”，外观看起来没有出奇之处，一根长木杆笔直插在夹杆石中，杆子上端有个类似碗状的结构，在祭天时放入一些粮食或者动物内脏，为的就是方便乌鸦取食。顺治帝入关后同样在北京故宫设立索伦杆，继续保持对乌鸦的敬意。后来，满族著名学者于今先生认为乌鸦身具“五德”，分别是反哺、长生、多智、警示和无二过。年1月19日在他的提议推动下，每年农历元月二十六设为“国际乌鸦节”，算是给乌鸦正了名。
除了“乌鸦反哺”这句最常用来形容孝顺的描述，聪明亦是一个重要标签。恰到好处使用各种工具是我们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同时也是自诞生以来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前进的重要保障，就像当初为了照明，祖先们保留了“天火”，后来有了“油灯”，直到现在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灯具。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工具的发展史，所离不开的是头脑或者说智商。
乌鸦就是鸟类中的高智商俱乐部成员。不同于其他鸟类为进食而靠“蛮力“四处奔波，它们懂得如何巧妙将外部条件“为我所用”，既可以像某些灵长类动物一样主动用石块敲开坚硬的果实外壳，又会学着“借力打力”，以最轻松的方式得到最想要的结果。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生活在日本的大嘴乌鸦，这是一种成年后体长约50公分的乌鸦亚种，平日里喜欢捕食昆虫，有时也爱吃一些核桃之类的坚果。当然了，它们所吃的核桃并不是如今在零食市场大受欢迎的“纸皮核桃”，而是皮壳较厚的野核桃，显然，想吃到美味并不是易事一桩，哪怕衔来石块砸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砸开的。听起来似乎要束手无策，不过这可难不倒乌鸦，它们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
大嘴乌鸦将核桃从远处叼来在道路一旁等待，当信号灯为红灯时，它们趁此时机飞到停靠的车辆旁边，将核桃放置在车轮前侧随后飞开，等为绿灯时，受车身重量的挤压，轮前的核桃通常被碾个粉碎，待车流通过后，乌鸦便赶紧从一旁飞来把核桃仁扫荡一空。
由此可以看出，乌鸦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对工具的直接应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拥有解决问题的思维，尽管如今网上对《乌鸦喝水》这篇课文的不严谨之处吐槽甚多，但并不妨碍故事所表达出的操作可行性和乌鸦的随机应变能力。
其实，乌鸦无罪，它们只是碰巧被自然安排在了净化的角色位置，却因人类的偏见而倍受欺辱。盘旋着的被赶走，没孵化的蛋被从窝中捣落在地，人们拍手称快着“幸亏发现得早，否则霉运降至，一切都来不及”。可这似乎是一个谬论，人们自认为迎来了吉祥，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恶行在前，好比是借着保护的名义将动植物做成了标本用来展览。
我们丧失了纯真，我们依旧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