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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蒲陶
“蒲陶”二字为“葡萄”的古写，《史记》记载，汉地的葡萄源自西域的大宛国，大宛及其周边地区盛产葡萄，且已经掌握了葡萄酒的酿造和存储技术，而其能够顺利传入内地并被广泛种植，则要归功于当时往来西域的“汉使”。
公元前年，汉武帝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遂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此行虽未达到目的，但了解到了西域各地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情况。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
莫高窟第窟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使中原通向西域的丝路变得畅通起来。从此，汉朝同西域的往来频繁，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农作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相继传入内地。公元前年，汉朝正式设立敦煌郡，突显了当时敦煌在丝路上的重要地位。这里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重镇，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络绎不绝，随着他们传入敦煌的，应该就有葡萄。
莫高窟第窟驼队据敦煌文献《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唐代隶属于沙州的石城镇北有“蒲桃城”。唐贞观年间（—），中亚地区的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在隋末战乱废弃的鄯善镇重建胡人聚落典合城（石城镇），并在其北四里处建“蒲桃城”，种葡萄于城中。古代敦煌虽与石城镇有一定距离，但两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必定会使两地有较多的物质交流，应该会推动敦煌葡萄的种植。
敦煌文献《沙州伊州地志》敦煌自古就有种植葡萄的传统，葡萄晶莹流动的形象，也被记录在了石窟壁画当中。葡萄纹样源于西亚，很早就传入中国，在新疆民丰县尼雅出土的东汉时期毛织物上已织有葡萄纹，距敦煌最近的西邻古楼兰佛寺遗址出土的三四世纪木器残件上也雕有葡萄纹。
莫高窟第窟葡萄卷藤纹敦煌隋代第窟佛背光中画有葡萄卷藤纹，初唐洞窟中则出现了缠枝葡萄纹。葡萄纹有两种，一种是写实形，葡萄颗粒累累；另一种是写意形，例如“品”字形，是一片三弧小叶，多重叠垒，叶片上层层小弧线，恰如串串葡萄颗粒。在应用中，两种葡萄纹或单用一种，或两种相间。纹样组构，缠枝起着骨架作用，没有缠枝纹样就难以成立。
莫高窟第窟缠枝葡萄纹边饰葡萄纹除作为边饰外，也用作窟顶藻井的主纹饰。隋朝画师博采众长，无论是中原传统纹样还是新传入的外来纹样，都被融入了敦煌壁画的装饰图案。在隋代题材丰富的藻井图案中，葡萄藤纹与三兔莲荷纹、联珠纹、菱格狮凤纹等在石窟装饰图案中大放异彩。初唐石窟装饰内容丰富，新样繁多，藻井装饰依其中心方井内的纹样，分为葡萄石榴纹藻井、石榴莲花纹藻井、莲花纹藻井三种，虽数量不多，但也是初唐早期图案的代表之作。
莫高窟第窟葡萄石榴纹藻井葡萄不仅味美可口，而且营养价值很高，不仅形象作为纹样留存在石窟壁画中，它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也被清楚地记入藏经洞文献当中。敦煌文献《食疗本草》就记载了葡萄的药用和养生价值。
敦煌文献《食疗本草》据《食疗本草》记载，葡萄具有以下功效：（一）益脏气，强志，疗肠间宿水，调中。（二）其根可煮取浓汁饮之，（止）呕哕及霍乱后恶心。（三）女人有娠，往往子上冲心。细细饮之即止。其子便下，胎安好。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葡萄性平，可以补血强智利筋骨，健胃生津除烦渴，益气逐水利小便，滋肾宜肝好脸色。常饮红葡萄酒，有益于治疗恶性贫血。葡萄根还可以治疗呕吐及孕吐，可以说葡萄全身都是宝。同时，《食疗本草》还提出了食用葡萄的禁忌：“其子不宜多食”及“热疾后不可食之”。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成熟的葡萄中含糖量高达10%～30%，以葡萄糖为主，可被人体直接吸收，还含有矿物质钙、钾、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以及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因此，食用萄葡有很多好处。
敦煌葡萄种植区敦煌因为阳光充足，空气湿度小，耕地均为沙土地，雪水灌溉滋润着葡萄生长的沃土，生态条件非常适宜种植鲜食葡萄。目前，敦煌种植有红地球、维多利亚、森田尼无核、克瑞森无核等葡萄品种56个，发展葡萄专业镇2个、葡萄专业村20个，建成了国家红地球葡萄标准化栽培示范区，百亩有机葡萄栽培示范区等示范基地。数据统计，敦煌葡萄年产量20万吨，鲜果的外销量占总产量的95%以上。
敦煌葡萄部分品种来源：敦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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